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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上个星期《朝圣之途》的节目内容为您分析报道的是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兴起的经过，以及他和教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谈到了教皇国形成的背景因素。首先谈到的是教会的组织形成的经过：罗马的主教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所面对的政治现况而逐渐有了教皇或教宗的称呼。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各位从这儿谈起，欢迎您收听。

　　从教宗到神父的职权，在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制度，称为圣统制。圣统制的演变随着时代的需要，由隐晦而明显，由简单而复杂，由散漫而严谨，并非一成不变，而且也受到罗马政治制度的影响相当的深远。教会的整个组织，实在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组织的翻版。罗马教宗逐渐被公认为天主教的最高领袖，那就是说他拥有首席权。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可以从神学和历史两方面来解释和说明。在神学上，首席权的根据是圣经上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的那句名言：“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磐石的希腊文发音就是伯多禄，西满这位宗徒也就从此改名为伯多禄，受耶稣亲自指定为宗徒之长；领导耶稣所创立的教会。伯多禄既然身为罗马的主教，他的继承人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他的神学根据就是玛窦福音16章的17--19节的这段话。

　　从历史的演变来说，罗马教宗首席权的确认就不是这么简单和清楚了。罗马主教演变为教宗，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是逐渐发展的；当然也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另外，首席权和过去历史上的首席权有着蛮大的距离。在中古时代，教宗首席权不仅是指信仰和道德上的训诲权，尤其指的是教会的行政上的统治权，而且还包括了有俗务上的政治权。训诲权、统治权、政治权，这三种权力的演变，无论是在时间上或地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让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教宗的首席权当中表现的最早的是训诲权，而且是最普遍的被接受。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异端问题的处理。在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像是亚略派、聂斯托里派、一性论等等，也都发生在东方。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京都，亚历山大利亚大城是教会的学术中心，耶路撒冷，安提约基雅是初期教会的发源地。这四座初期教会的重镇，在教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或因环境的重要，或因出于宗徒自己所亲自创立。因而他们的主教被尊称为宗主教，带有一方之宗的色彩，都是位高望重，为信友们所敬仰的。但是每一次异端发生之后，争论的双方最后都转向罗马，要求罗马的主教出面解决。凡是与罗马保持着通功或是团契同融的，就是正统或正宗的标记；凡是拒绝罗马的仲裁或决议的，立刻就停止这种团契共融或则称他是开除教籍；这些派别就被宣告是异端。

　　我们就以公元451年的加尔西多会议为例，来说明教宗的训诲权。先是倡导一性论的欧迪盖斯，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一是皇帝的权威，控制在厄弗所所召开的会议，压迫反对派。罗马教宗圣利奥一世，一面斥责这个会议，形容他是倒扣会议；一面另外派遣代表召开加尔希敦会议。当大会宣读教宗的亲笔信函之后，参与会议的主教们一致宣称说：这是教会的信仰，这也是宗徒所宣讲的信仰。正宗派也有与此相同的信仰；坚持不同看法的，应该受惩罚。借教宗利奥的口，伯多禄已经向我们说话了。

　　至于统治权呢，那就发展的比较慢了。在教会初期的教难时代，地方教会大多各自为政，采取自治的方式。获得自由之后，教会的地方性仍然继续存在。罗马很少能够实施它管理的力量。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京都之后，该城主教的声望也随之水涨船高了；几乎要与罗马的主教分庭抗礼，以及能够取代东方教会的领导地位。而西方呢？自从蛮族入侵之后，政治混乱，交通阻塞，各地方教会与罗马的联系更加困难。等到各蛮族纷纷建立王朝之后，各地的主教受限于当地的国王，也就多疏于跟罗马联络，加上省会主教图谋增强自己的权利；地方与罗马之间的隔膜也就更是有增无减了。这种情形在整个中古时代都继续的存在着，这也正说明了罗马教宗对整个教会的统治权是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从公元756年教皇国正式成立，到公元1870年意大利统一。罗马教宗也兼任一国之主。教皇这个称呼正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呢。但是早在教皇国成立之前，罗马教宗已经拥有了政治权。公元756年的事件，仅仅只不过是使已经继承的事实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而已。正当蛮族入侵的时候，罗马教会已经拥有广大的土地，遍布于阿尔卑斯山的南北。这些土地都是历代的教友捐献给罗马教会或圣伯多禄的；为此之故，有所谓圣伯多禄的财产的名称。同时，帝国的衰败已经没有能力应付蛮族。罗马教宗为了保护教会的财产，维护地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与入侵的蛮族去交涉。而变乱之后，地方的重建与秩序的恢复，都期待于罗马的主教。

　　公元451年，匈奴王阿提拉之围困罗马；455年从北非入侵的汪达尔人洗劫罗马，都是人民，请求教宗出面与强敌周旋。第六世纪的后期，伦巴人进入意大利，君士坦丁堡的主子鞭长莫及，对之无能为力；驻守在拉温纳的皇帝的代表更是自身都难保。而这个时候，负起保护罗马，抗拒伦巴人的责任就是罗马教宗。无形之中，罗马教宗成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实质领袖。他在处理俗物上的权利也就大大的增强了，最后终于导致了教皇国的出现。由于圣伯多禄的财产缘故，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土地就是政治权力的资本。这就成了教皇国的特质基础。教宗以实力与蛮族周旋。他独挡一面，或以武力抗拒蛮族，或以外交缔结合约，竭力处理俗务。

　　前面我们就已经指出，无形之中，教宗就成了罗马和意大利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这是教皇国的事实基础。然而，在名义上，拜占庭的皇帝还是意大利的统治者。罗马教宗还是用在东方的皇帝的名号来计算年代，这种名实不符的关系是不能够长久维持的。公元727年，教宗额我略二世就致书给在东方的皇帝利奥三世，向他清楚的表达了脱离拜占庭谋求独立的趋势。从此以后，拜占庭对西方在名义上的领导也渐渐消失了。东西方在政治上也从此决裂。但是，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决。拜占庭的势力既然已经退出了意大利，势必要有另外一个政治力量来取代。可是，谁能够承担这份领导意大利的责任呢？这就是罗马教宗所面临的问题了。

　　公元八世纪的伦巴王国当中，出现了几位强而有力的国王。他们都要有席卷意大利的雄心。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成功的话，教会不单在土地和经济上会蒙受严重的损失；而在执行教宗的任务上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罗马教宗既然已经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统治，当然也就无意屈服于伦巴族的国王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抵挡伦巴人长期不断的侵略，又可以维护教宗的政治权和教权的独立。说的更清楚一些，那就是罗马教宗需要一个新的盟友。

　　公元739年，伦巴人攻陷了博隆那一年之后，教宗额我略三世致书给当时还是法兰克王国的宫廷执政铁锤查理：要求他协助自己共同抵抗伦巴人。而这个时候的查理正和伦巴人结友盟约：一致去抗拒从高卢南方北上的回教势力，就拒绝了教宗的请求。于是，伦巴人就变本加厉。公元751年，占据了意大利的北部要塞拉温纳。拜占庭驻守在意大利的总督也就就此消失了。拉温纳的陷入伦巴人之手，当然也就直接的威胁到了教宗领土的安危。公元753年，伦巴人扬言要直接攻打罗马城。当时，铁锤查理早已去世。教宗史蒂夫二世才刚刚继位不久，就向艾自佩平求救。而艾自佩平也才因为罗马教会的支持，废了梅罗文家王朝君主，篡立为王。所以对教宗史蒂夫二世的要求不便拒绝。这一年的冬天，教宗亲自去法兰克。次年的元月，与佩平第一次见面，说明来意，愿意缔结和平的盟约；同时处理圣伯多禄的财产和罗马共和国的问题。

　　754年的复活节，佩平召集全国会议，决定派遣大军协助教宗，以收复教会失去的土地。七个月之后，教宗再度亲自祝圣佩平为法兰克王。四年前，佩平已经由法兰克的主教鲍尼法斯祝圣为王。现在则是教宗再次举行这项仪式，也就更加强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公元755年，佩平的大军攻入意大利，伦巴王战败投降，并且答应归还所有从教会占据的土地。佩平班师回国之后，伦巴王不但食言，还挥军直捣罗马。佩平也就再度率军南下，攻下伦巴的城镇，下令收集所有降服了的城镇的钥匙，派专利送到罗马圣伯多禄安葬的坟前。象征着他将征服的土地赠献给罗马教宗。

　　这个事件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教皇国正式的诞生。佩平将所收复的土地归还教会，而且还立下了凭据，这就是所谓的佩平的赠献。从教宗史蒂夫二世的传记得知当时佩平所赠献城镇的名单。大致说来是北起波河流域，沿着亚得利亚海向南横越意大利中部，直到罗马城与地中海，形状犹如哑铃。后来查理曼大帝在774年讨伐伦巴地，又重新的承认裴平的赠献。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土地。从此以后，罗马的教宗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统治者。也因此，罗马教宗一方面被卷入了意大利的政治漩涡，从事各种不合宗教领袖职位的活动；另一方面，他的职位也成为许多野心者的角逐控制的对象。教皇国的存在，就教会的立场来说，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